峨眉山市人民法院

People's Court Of Emei


民间借贷合同纠纷中的疑难问题研究

论文提要: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民间剩余资本的增加以及国家逐步放开对民间小额信贷的限制,民间借贷已经成为继银行信贷之外一种重要的融资渠道,其具有银行信贷无法具备的灵活、简便、及时等特点,甚至成为某些群体首选的融资方式,故民间借贷也成为了一般民事主体普遍会牵涉到的法律关系。但民间借贷灵活简便及时的特点背后隐藏的是对信用的高度依赖,一旦维系借贷关系的信用解体或者散失,民间借贷纠纷随即产生。而由于其相较于银行借贷的非正规化和多样性,以及法律在规制民间借贷方面的有限性等客观原因,加上借贷主体证据意识的缺失等主观因素,导致审理民间借贷合同过程中出现诸多疑难问题,比如证据缺失、投资型借贷的认定、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企业作为借贷一方主体的认定以及涉刑事犯罪的民间借贷问题的处理等,这些问题的研究直接关系着公平高效的化解个案当事人之间的纠纷,也对民间借贷市场起着导向性作用,故本文拟通过对民间借贷类型化疑难问题的研究,来探讨审理新型民间借贷纠纷的思路及要点。

主要创新观点

本文将通过具体案例阐述民间借贷审理过程中的疑难问进行研究,并归纳出各类疑难问题审理时的思路和要点,对审判实践具有参考作用。

以下正文:

(一)投资型借贷的认定

目前的自然人之间借贷已经超越了以往民间借贷以消费型借贷为目的的基本含义,而更多的具备了投资性质,借贷合同往往呈现金额大、次数多且借贷双方均明知以借款以转借收取高利息为目的。基于上述特点,审理此类民间借贷纠纷容易产生借款人抗辩借款为投资而非民间借款以及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得抗辩。

案例:甲以个人名义向乙出具借条,乙将借条载明的50万元交付给甲,自借款之日起,甲均按月以月利率2%向乙支付利息,后甲无力支付利息,乙遂起诉甲及其配偶归还借款本金并按照原利率支付未付利息。庭审中,查明甲为职业放贷人,甲将乙交付的50万元转借并按月利率4%收取利息,甲乙两人各得按月利率2%计算的利息。

上述案例的难点为:1.能否认定本案借款为民间借贷。《民法通则》第90条规定:“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该案例中,借款虽然用于高利转借,但并未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故笔者认为,在双方当事人已经在平等自愿的条件下签订了借款合同的情况下,借款合同为有效合同。但该类型的民间借贷毕竟具备了一定意义的投资性质,其收取的利息并非是单纯的占用资金利息,而带有了资本收益的意味,即出借人应明知该种借贷能否收取到约定的利息带有一定的风险,而这种风险应由出借人和借款人共同承担。故在该类型的民间借贷中,不宜再按双方原来约定并执行的利率确定借款利息,而应以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为准。

2.此种民间借贷能否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在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中,目前法律规定倾向于保护债权人一方的权益,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一般均按照夫妻共同债务处理,除非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夫妻双方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且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夫或妻一方所负的债务才仅以夫或妻所得的财产清偿。但实际审判中,对于成功否定夫妻共同债务的举证十分少见,原因之一是以现有的法律意识,借贷双方很少在借款依据上约定为个人债务,原因之二是目前在笔者所在的中西部地区,约定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财产归各自所有的情况十分少见,更勿谈该约定被第三人知晓,故无论在何种类型的民间借贷方式下,未直接发生民间借贷的夫妻一方均处于举证弱势的地位。笔者认为,认定夫妻共同债务还应从夫妻共同债务的基本含义出发。原则上,夫妻共同债务是指为满足夫妻共同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其主要是基于夫妻家庭共同生活的需要,以及对共有财产的管理、使用、收益和处分而产生的债务。即夫妻共同债务要么基于夫妻共同生活所需,要么是因夫妻共同财产延伸产生。故笔者认为,在认定夫妻共同债务过程中,除直接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要求夫妻一方举证排除夫妻共同债务外,审理过程中还应从借款是否用于夫妻一方共同生活或者基于夫妻共同财产延伸产生进行考量,对于一方所负的明显未用于夫妻一方共同生活或与夫妻共同财产无任何关联的债务,即使夫妻一方未能举证证明符合前述婚姻法和婚姻法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也不宜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具体到上述案例,笔者认为因无法直观的排除借款人转贷后的利息收益未用于家庭共同生活,故从保护债权人角度出发,仍然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二)自然人与法人或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借贷

通常来说,民间借贷借款人责任的承担通常与借款用途并无直接关系,即借款人与用款人并不会同时承担还款责任,但在涉及到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民间借贷中,借款用途则可能影响还款责任的承担。而在此类民间借贷合同中,审查借款用途也成为难点和重点。

由于民间借贷因相较于银行借贷而言,无严格审查借款人的还贷能力及信用等级等必经程序而成为了某些小型企业融资的重要方式,特别是在中小型企业普遍难以通过银行贷款实现融资的情况下,自然人与企业间的借贷数量逐渐增多。但由于企业毕竟为法律拟制主体,借贷行为需由具体的自然人来操作,故在实践中,极易因借条的形式及借款的用途产生不同的法律适用后果。其中,两种形式的借贷是审判实践中较为常见的,其一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以企业名义与出借人签订民间借贷合同,其二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以个人名义与出借人签订民间借贷。两种形式下对借款用途的区分将影响还款责任的承担。

案例2. 甲为A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其向乙出具了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到乙人民币20万元”,借款人处有甲的签字并加盖了A企业的公章,后经乙催告,甲未归还借款,乙遂起诉要求甲及A企业归还借款。

案例2.甲为A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其向乙出具了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到乙人民币20万元”,借款人处只有甲的签字,后经乙催告,甲未归还借款,乙遂起诉要求甲及A企业归还借款。

上述两个案例直观的区别在于借款人不同,即借款人依凭的名义不同。在第一个案例中,乙作为出借人起诉了甲和A企业,但在此种情况下,通常应认为甲在借条上签字的行为是作为A企业法定代表人代表企业与第三人进行民事活动的行为,故甲在借条上签字的行为不能认定其以个人名义作为借款人,但在另外情形下,如出借人、企业或者企业股东能够证明借款为法定代表人私人所用的情况下,则可以请求将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列为共同被告或者第三人,并要求法定代表人个人负归还借款的责任,这样既可以防止一些企业法定代表人假借企业名义对外借款但借款由其个人所用而损害企业利益,也可以全面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对于这种情况,查明借款的用途的举证责任则取决于谁来申请追加法定代表人作为当事人。查明借款用途则可通过查询公司账目来实现,但也存在一人公司出资人与公司财产混同难以区分或者财务管理不规范而难以查清借款用途的情况,均有待以实际审判为准。另一个操作难题还在于企业股东申请追加企业法定代表人为被告或者第三人的正当性还有待于探讨。对于第二个案例,企业法定代表人以个人名义出借的借条,此时若出借人要求法定代表人及企业共同承担还款责任,则前提是借款必须用于企业生产经营,否则只能作为与法定代表人之间的私人借款,该种情形下,借款用途的举证责任则只能由出借人承担,相较于企业来讲,出借人查明借款事实的难度较大,在审判实践中,应注意对出借人进行引导和释明。

 (二) 共同借款人参与诉讼问题

  共同借款作为民间借贷的一种特殊形式,在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也占有一定的比例。其关于借款合同有效与否的审查与一般民间借贷无异,但对于诉讼主体的确定则是实践中的一个难点。

案例:甲、乙以共同借款人的名义向丙出具了借条一份,借条借款人处有甲、乙的签字。后甲乙未归还借款,丙遂起诉甲要求归还借款。

  在上述案例中,出借人未将另外一个共同借款人作为被告起诉,那么此时是否需要对原告释明是否追加另一借款人作为共同被告。事实上,大多数此类案件的出借人未起诉另一借款人是具有实际原因的,比如另一借款人下落不明或者明显不具备清偿能力。在借条未明确载明是按份之债或连带之债的情况下,应认定共同借款人之间为连带之债,即共同借款人均有归还全部借款的义务。此时,从当事人权益处分的角度出发,出借人可选择任何一名借款人作为被告。但笔者认为,共同借款毕竟涉及到至少三方主体的权益,对于借款事实的成立与否不能仅依据出借人和其中一名借款人来确定,而应给予另一名借款人同样的抗辩机会,否则借款合同一旦被认定为合法有效,则必然会影响到未参加诉讼的另一名借款人的权益,比如,作为被告的借款人被判定承担还款责任,则其很可能在嗣后要向未参加诉讼的借款人行使追偿权,即案件的处理与其具有了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故为了核实借款的真实性并防止出借人和其中一名借款人之间恶意串通损害另一名借款人的权益,笔者认为,在此种情况下,即使经过释明,出借人不愿意追加另一名借款人为当事人,人民法院也应将出借人未起诉的借款人追加为第三人,但如果出借人不主张其归还借款,人民法院也不能判令其承担还款责任。

(四)涉及非法集资犯罪的民间借贷案件的处理

  民间资本的蓄积促使出借人在高利诱惑下通过各种非正规途径将资金出借,而其出借款项及出借行很可能涉嫌刑事犯罪,其中以非法集资类犯罪最为常见。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依据现行法律审理民间借贷案件,不但影响个案的公正处理,也会影响社会稳定。

案例:甲通过中介A公司将10万元出借给乙,乙向甲出具了借据。与甲通过相同途径出借款项的共800多人,均有实际借款人出具了对应的借据。款项出借后,实际借款人通过A公司向甲等按月支付利息,后A公司的实际负责人及主要工作人员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检察院提起公诉,公诉意见书将包括甲在内的800多人的存款列为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犯罪数额,并将甲乙之间借款的经过作为了犯罪嫌疑人的犯罪手段。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甲向人民法院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要求乙归还借款。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出现了两种观点,观点一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的规定,人民法院立案后,发现民间借贷行为本身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并将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或者检察机关。则本案民间借贷行为本身已经涉嫌犯罪,本案应裁定驳回。观点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中止诉讼:……(五)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本案应中止诉讼,待刑事案件审结后再决定是否裁定驳回。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首先,适用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五条所隐含的前提应该是涉嫌犯罪的事实还未被公安或检察机关所掌握,为了便于侦查机关进行侦查,将案件裁定驳回并将犯罪线索及材料移送为宜。但在案件已经进入刑事审判阶段,则笔者认为根据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三条“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判决认定构成犯罪,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的,民间借贷合同并不当然无效。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本规定第十四条之规定,认定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的规定,即使借贷行为被认定为犯罪的,当事人仍然可以提起民事诉讼,民间借贷行为也并不当然无效。故从诉讼效率和社会效果方面考虑,在不是必须裁定驳回诉讼的情况下,笔者建议可适用民事诉讼法关于中止诉讼的规定,将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民间借贷案件先中止,待刑事案件审结后继续审理。

   上述是笔者根据审判实践总结出的几个民间借贷纠纷中较为常见的疑难问题,当然问题不止以上谈到的几个方面,我们只有在适用法律的同时兼顾实际情况,才能合法、合情、合理的处理好此类纠纷。